【連網(wǎng)】 （連云港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晨晨）他出生于連云港市贛榆區(qū)城頭鄉(xiāng)東大坊村，1945年開始軍事生涯。曾任秘書、科長、研究室主任、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等職，榮獲三級解放勛章、獨立自由功勛榮譽章等；他是一位共和國少將，卻一輩子沒帶過兵；不過，手里的筆卻從未放下；他出版了《項英傳》《新四軍簡史》等6本書；參與主編了《軍事大辭典》等3本書；他是王輔一。
“您對我黨我軍歷史的研究造詣頗深，是聞名軍內(nèi)外的軍史專家，是新四軍軍史研究的權(quán)威”這是2011年1月12日，解放軍總政治部領導給王輔一的來信中的評價。當時的王輔一，已經(jīng)83歲高齡；而這位老人正是從連云港市贛榆區(qū)走出去的一位共和國少將。
身為將軍的王輔一，一輩子沒帶過兵，不過，手里的筆卻從未放下。筆就是槍，揮筆鑄劍。74歲那年，他加入中國作家協(xié)會。2009年底，中國作協(xié)表彰從事文學創(chuàng)作60年的作家，全國共有667人，其中解放軍有117人，王輔一位列其中。
無論戰(zhàn)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，王輔一始終沒有放慢為黨、為國家、為軍隊奉獻的腳步，矢志不渝為黨和軍隊書寫著輝煌，成為大家頌揚的軍史“活辭典”。
“沒有抗戰(zhàn)，我也不會走上革命之路”
1929年7月，王輔一出生在贛榆縣（現(xiàn)贛榆區(qū)）城頭鄉(xiāng)東大坊村。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時，王輔一還只是個一歲多的小毛孩，可是14年的抗日戰(zhàn)爭卻是王輔一一生中至關重要的經(jīng)歷。“抗日戰(zhàn)爭時，我年齡很小，因而不可能有轟轟烈烈的壯舉，但如果沒有抗日，我也不會走上革命之路。”在日前，他接受某報記者采訪時，如此回憶道。
當時，日本鬼子打到贛榆縣時，王輔一正在上小學5年級。很快各個村莊里成立了兒童團，王輔一當了兒童團團長。那個時候，他的父親是村長，所以，縣里來了人都住在他家里，總是能接觸到不少的共產(chǎn)黨員、八路軍，這對他是一個很好的熏陶。當時，他一邊學習，一邊參加抗日戰(zhàn)爭，很快就成了村里抗日小骨干。
1939年，王輔一10歲，有一天到地里割草，突然鬼子的飛機來了，圍著莊子附近低空盤旋。當時作為兒童團團長、青年抗日先鋒隊隊長的他，懷里藏著一本陳云撰寫的《怎樣做一個共產(chǎn)黨員》的小冊子，腰里揣著一顆小手榴彈，時常參加夜間巡邏———這枚手榴彈是區(qū)委書記給他的，并且曾告訴他：“鬼子來了，你要躲；被鬼子抓住，跑不掉了，就拉弦。”
日軍很快占領了王輔一所在的贛榆縣，當時，日均據(jù)點設在朱都，離王輔一所在村莊只有10里遠，非常危險。年幼的王輔一耳聞目睹了不少日軍的暴行乃至屠殺。“村里有個姓仲的人，也不是共產(chǎn)黨員，只是莊里的一個警察，就被日本鬼子抓去，放狼狗咬，用刀一塊塊把肉割下來，他最終慘死在鬼子的刀下。”
由于他機警聰慧，多次死里逃生；不到13歲，他便入了黨。16歲那年，他從學校400名同學中被選調(diào)參軍入伍。剛穿上軍裝時，他是八路軍山東濱海軍區(qū)的一名繕寫員。戰(zhàn)火硝煙中，他刻鋼板，印文件，還參與《民兵報》的刻寫、油印工作，用一支筆與進行夏季“掃蕩”的敵人作戰(zhàn)。自解放戰(zhàn)爭起，王輔一調(diào)至山東野戰(zhàn)軍政治部，隨華東野戰(zhàn)軍司令員陳毅等領導轉(zhuǎn)戰(zhàn)沂蒙山區(qū)，后又任唐亮、鮑先志將軍的秘書。
這也在之后為他的文字生涯奠定了基礎。
“為軍隊做事，是最大的精神享受”
從年輕時起，王輔一就保持著口袋里攜帶紙筆的習慣，想到什么，馬上就記下來。而戰(zhàn)火的淬煉、多年的磨礪，使有著長期在我軍高級將帥身邊工作特殊經(jīng)歷的王輔一，成為不少歷史事件的見證者、參與者，對我黨我軍各個時期的人物典故更是了如指掌。
1964年5月，他隨首長到福州開會時發(fā)生昏厥，隨后住院2個多月，軍區(qū)總醫(yī)院神經(jīng)科主任告誡他：植物神經(jīng)系統(tǒng)受損紊亂，今后再也不要做文字工作了，再干就沒命了。然而，王輔一從未離開烹文煮字、嘔心瀝血的寫作活動。這么多年文字工作的打熬，不僅沒有像醫(yī)生警告的那樣擊垮他，反而使他修煉成為一名落筆成文的老兵。多年來，王輔一一直是手寫書稿，人物傳記涉及的事件、故事、人物難以計數(shù)，除客觀準確以外，王輔一在治史的過程中堅持能出現(xiàn)人名的盡量核準發(fā)表。事實證明，這一做法為許多戰(zhàn)爭年代的官兵恢復了歷史原貌，澄清了歷史事實，不少后人亦為此受益。
至今，王輔一已經(jīng)出版了《項英傳》《新四軍簡史》等6本書；參與主編了《軍事大辭典》等3本書；協(xié)助編審出版了《項英軍事文選》《新四軍與南京》等8本書和一批文稿。此外，他為陳毅、周子昆、唐亮、杜平、向守志、劉西元等11位將帥寫出傳略；為黃公略、張愛萍、許世友等10位老將軍寫過業(yè)績專題。連同其他200多篇研究文章，粗略一算，離休后他已發(fā)表作品近1200萬字。其中，他撰寫的《羅炳輝的故事》，收入“早隕的將星”叢書(共8冊)，獲得中宣部頒發(fā)的1992年度精神產(chǎn)品“五個一工程”入選作品獎。
王輔一對軍史、戰(zhàn)史資料爛熟于胸，可常年熬夜寫作，也使王輔一的視力陡然下降，出現(xiàn)了白內(nèi)障眼疾。2006年12月，軍區(qū)籌建軍史館工作進入緊張施工階段，有幾處需要他這個“高級顧問”核準后施工。實在等不及，工作人員就到南京軍區(qū)總醫(yī)院他的病床前，王輔一用手把當天開刀蒙著的左眼掰開一條縫，吃力地瞄了瞄。好在，這不需查閱史料他隨即予以確定。至今說起這一幕，參加軍史館籌建的同志仍贊嘆不已。
每天不停地忙碌，辛苦付出卻不求回報，有人會覺得這對王輔一來說，無疑是一種負擔和壓力。而王輔一不以為然，他曾笑著對某報記者說：“為黨、為國家、為軍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；會帶動個人的學習，帶動個人用腦、動腿和體力鍛煉，生活更加充實，生活質(zhì)量也會更好！”
“別人找到我，是對我的信任”
王輔一有著很深的“軍隊情結(jié)”，他懷著極大的熱忱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(nèi)，去處理各種戰(zhàn)爭年代的“遺留問題”，留下不少佳話。其中較為知名的，就是自上世紀50年代起，王輔一開始為“臨汾旅”授予稱號一事奔波，直到新世紀的2002年，才圓滿完成。
這事要從1948年5月說起。當時，晉冀魯豫軍區(qū)第八縱隊23旅，在臨汾戰(zhàn)役中戰(zhàn)功卓著，晉冀魯豫軍區(qū)第一兵團報請中央軍委批準，授予23旅“臨汾旅”榮譽稱號。當時團以上單位授榮譽稱號均由中央軍委批準。但戰(zhàn)火紛飛的歲月里，此批件一直未查到。1978年秋，王輔一參加總參召開的司令部工作會議時，在延安革命博物館看到了徐向前元帥當年向“臨汾旅”頒獎的圖片，立即打電話告訴該部領導，使這一圖片列入該部歷史陳列室。可是，最終的批文還是下落不明，這一直是王輔一的一塊心病。
2002年5月，《解放軍報》刊登了一篇稿件，稱在徐帥夫人黃杰同志幫助下，經(jīng)中央檔案館仔細查詢，查到了塵封50年、由周恩來批示，毛澤東、朱德、劉少奇同意給“臨汾旅”頒授的審批件。王輔一獲悉后，立刻趕到該旅當年的副旅長、南京軍區(qū)原副司令員吳仕宏家中，向吳老匯報此事。經(jīng)吳老同意，他3次起草信稿，向總政、軍事科學院和軍區(qū)領導詳述匯報此事，直至準確情況在幾家檔案館存檔后他才放下心來。
憑借深厚的軍史功底，每逢有人在研究黨史軍史和著書立傳遇到困難時，都會找到他幫忙，堪稱軍史“活辭典”。1990年4月26日，湖北省委相關部門計劃在武漢為項英豎一座銅像，但碑文遲遲定不下來，于是找到了王輔一。王輔一聽了二話沒說，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，按照準確精練的要求，連夜修訂文稿。第二天，他與湖北來的有關人員一起，逐字逐句推敲，最終將1300多字的原稿，壓縮調(diào)整成900個字，由湖北省委報到北京，經(jīng)黨中央有關部門審定后，刻寫在武漢項英銅像背后的照壁上。
1993年4月的一天，南京軍區(qū)司令部辦公室派兩個工作人員為首長查找一代名將王近山抗戰(zhàn)中指揮一次有名戰(zhàn)斗的資料，查了一天也沒有結(jié)果。正在失望時，他們突然想到了王輔一。誰知電話一接通，王輔一當即告訴他們此仗叫韓略村戰(zhàn)斗，消滅日軍中隊長以上軍官組成的“參觀團”120多名，時間是1943年10月24日。
多年來，王輔一幫助軍內(nèi)外的來訪者查詢黨史軍史方面的事情從未中斷過。有的查詢祖輩抗戰(zhàn)期間犧牲后的埋葬地，有的查詢部隊番號變化，有的查詢父輩任職變化。“別人花了很大工夫才找到我，是對我的信任，我不能讓人失望啊！”王輔一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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